[专题研究]

技术预见

一、“技术预见”的定义及其特点

“预见”一词，英语中作“foresight”，法语中作“ la prospective ”。牛津词典对“foresight”的解释是“ability to see future needs；care in preparing for these”。

关于“技术预见”，学术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给出了如下定义：技术预见是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远期未来进行系统的探索过程，其目的是选定可能产生最大经济与/或社会效益的通用新技术。

亚太经合组织（APEC）的定义与之基本相近：技术预见是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的远期未来进行系统的探索过程，其目的是选定可能产生最大经济、环境与社会效益的通用新技术和战略研究领域。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技术预见”具有如下5个特点：

(1)对未来的探索过程必须是系统的；

(2)预见着眼于远期未来，时间范围一般为5至30年；

(3)预见不仅关注未来科技的推动因素(science/technology push），而且还着眼于市场的拉动作用（market pull），也就是说，预见既包括对科学技术机会的选择，也包括对经济、社会相关需求的识别。

(4)预见的主要对象是“通用新技术”，即仍处在竞争前（pre-competitive）阶段的技术，WTO规则允许政府对此类技术予以支持；

(5)必须对未来技术可能产生的社会效益（包括它对环境的影响）给以关注，而不能仅仅着眼于它们对经济的影响。

二、“技术预见”不同于“技术预测”

“技术预见”与传统的“技术预测”（Technology Forecasting）存在很大的差别。后者的目的仅仅是准确地预测未来；“技术预见”则是旨在通过对未来可能发展趋势及带来这些发展变化的因素的了解，为政府和企业决策者提供作为决策基础的战略信息。预见活动的假定条件是：未来存在多种可能性，最后到底哪一种可能会变为现实，这要依赖于我们现在所做出的选择。因而就对未来的态度而言，预见比预测更积极。它所涉及的不仅仅是“推测”，而且更多的是对我们（从无限多的可能之中）所选择的未来进行“塑造”（shaping）甚至“创造”（creating）。

有的学者认为，目前的技术预见活动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第一代”就是技术预测，它只考虑技术的内在推动力；“第二代”在上述基础上加入了对“市场”因素的关注；“第三代”也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活动，它不仅仅关注市场，而且将整个社会纳入了考察范围，越来越多的“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s）加入到预见活动中，预见结果将包含解决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建议。

三、开展技术预见的必要性

目前，“技术预见”一般指政府组织的，以德尔菲调查为基础，为制定技术规划而进行的大规模、多学科的预见活动。那么，政府为何要出资开展技术预见活动呢？OECD总结出了下列4条理由：

（1）我们生活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在这个社会，技术和创新成为决定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为其奠定基础的通用新技术和战略性R&D变得越来越“昂贵”，企业无法单独承担相应的成本和风险，政府需要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但有限的科研基金难以满足所有学科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通过选择确定优先支持项目。技术预见恰好提供了一个系统的优选工具。

（2）国家（地区）创新体系的效率高低，关键不仅在于其单个成员的绩效，还在于他们之间的联系如何。而政府的责任就在于构筑和加强体系内各成员之间的联系。“技术预见”恰恰是一个实现该目标的工具——利用问卷调查和学术研讨会等形式来讨论大家共同关心的长远发展战略问题，使人们对未来技术的发展趋势达成共识，从而相应调整各自的战略，甚至达成合作意向。简而言之，技术预见提供了一个强化国家（地区）创新体系的手段。

（3）对未来技术发展动向的预测是一件复杂的、高成本的工作。中小企业往往没有能力开展。政府通过组织系统的技术预见活动，可以促使中小企业充分利用未来技术发展的机会，制定正确的投资战略。

（4）现代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大量福音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了许许多多问题的包围之中。技术预见让人们对技术发展给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可以发挥一定的预警作用。

四、技术预见已成为世界潮流

目前，以德尔菲调查为基础的国家技术预见活动，不仅在有计划传统的国家（如日本、法国）受到重视；而且在许多欧洲国家，甚至亚非一些发展中国家都逐渐流行起来。日本1970-1971年运用德尔菲方法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技术预见活动，此后每五年组织一次，2001年7月完成了第七次技术预见调查。在欧洲，荷兰是第一个就技术预见采取政府行动的国家；随后，在1993年，德国效法日本组织了第一次技术预见，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继之而动。同时，韩国、印度、泰国等一批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入了这一行列。可以说，整个90年代是国家技术预见活动的高潮期。美国虽然没有运用大规模德尔菲调查的方法进行技术预见，但从1991年以来，每隔两年，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就要发布一份《国家关键技术报告》，对未来国家关键技术进行预测和选择。它所发挥的作用与技术预见是相似的。

五、技术预见活动的效果

国外技术预见的时间跨度一般为30年，因而必须在这个长周期结束之后，对其进行评价才较为客观、合理。不过，在预见计划刚刚结束，甚至在其执行过程中，已经可以看出它带来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例如，对于“英国技术预见计划”，Ben R Martin用了5个“C”打头的单词（或词组）来概括其目前可见的收益：

（1）沟通（Communication）——预见计划的实施促进了企业之间，各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企业、政府和学术界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2）集中于长期目标（Concentration on the Longer Term）——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日复一日的内外部压力迫使人们将注意力集中于短期、紧迫的现实问题，而没有考虑在10－20年内，世界可能是什么样的，可以是什么样的。预见计划的实施促使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部门共同将注意力集中于长期性、战略性问题，着眼于国家和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协商一致（Consensus）——通过技术预见活动，我们就想要创造的未来世界的图景达成了一致的认识。

（4）协作（Co-ordination）——预见结果使每一个组织明白了别人计划做什么。如果企业与科研部门之间，或者企业与企业之间有合作的意向，存在合作的可能性，双方就可以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各自的发展目标。

（5）承诺（Commitment）——因为预见活动的参与者都是有知识、有热情的专家，所以在此过程中，会就合作项目形成大量的承诺，将所有有创意的想法转化为行动。

日本是最早开展技术预见活动的国家，其第一次预见计划所涉及的“未来”已经成为“历史”，所以我们可以分析一下日本当时确定的优先发展项目现在落实情况怎样。根据专家的评价，大约2/3的目标已经全部或部分实现。应该说，这样的结果比较令人满意。

六、技术预见的常用方法

技术预见最常用的方法是德尔菲法。其工作流程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1）预见准备阶段：先由需预见领域的少数专家组成几个专家组，专家组通过一定的方式选择参加德尔菲调查的人员（一般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部门中技术、管理、市场等方面的专家，未来学家，新闻工作者，等等），确定调查问卷中所包含的技术课题（topics）。这两项工作通常通过一轮小型的问卷调查来完成。

（2）预见的主体阶段：由各领域的专家组分别编写德尔菲调查问卷，然后通过两轮调查（必要时也可以进行第三轮调查），获得专家对未来技术进展的实现时间，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技术发展的制约因素，技术发展的优势与劣势等问题的看法。通过详细的统计分析，写出调查分析报告。

（3）预见结果的落实阶段：预见结果对于政府、企业、行业组织等都是非常有用的：政府将根据预见报告的结论，调整预算案，划拨专项科研基金支持通用新技术和战略研究领域的R&D，并对制约技术发展的基础设施及法律、法规等方面的问题提出相应解决方法和落实计划；企业将根据预见结果调整其发展战略或进一步开展针对本企业的预见活动；行业组织则会进一步巩固在预见活动中形成的协作网络。

七、技术预见的其它方法

各国在使用德尔菲方法进行技术预见的同时，也灵活地运用了其它辅助性方法。如：有些国家将德尔菲法用于全面预测，同时不排除使用名为“关键技术目录”（Critical Technology Lists）的方法进行非全面预测；德国利用德尔菲法作长期预测（一般时间跨度为30年），对于10年期的中期预测则使用相关树法（Relevance Trees）；英国在进行德尔菲调查的同时，还召集一些地区性专题讨论会，将直接交流与间接沟通相结合；印度的技术预见则是有机地融合了情景描述（Scenario Method）、德尔菲调查和技术轨迹图集（roadmap）刻画等方法。

随着信息、生物、新材料等高技术的迅猛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科技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力量，科技经济一体化程度如何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主要指标，它已经引起了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因此，如何合理地、有效地制订本国科技发展战略、科技发展规划也就成了当今世界各国政府要解决好的关键问题。技术预见作为一种新型的致力于将科技与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和各种资源的组合与配置的宏观管理工具，历经近一个世纪的演化，已逐渐形成体系，它在世界主要国家的实践中已取得了显著绩效。

技术预见的本意就是“系统地研究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在未来的长期发展状况，以选择那些能给经济和社会带来最大化利益的技术”。简而言之，技术预见所倡导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在通过对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在未来一段时间的"整体化预测"的基础上，“系统化选择”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领域、关键技术和通用技术，利用市场的“最优化配置”手段最终实现其经济与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有理由认为以政府主导的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sight）是在技术预测（Technology Forecast）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可以说技术预测是技术预见的前期工作，它对应于技术预见活动中的“趋势预测”环节，但还没有上升到技术预见理念中的“整体化预测”的高度。相比较而言，技术预见含有更加广泛的内涵，除了要考虑技术自身因素外，还要系统地考虑经济与社会需求，资源与环境制约等诸多因素，它实际上就是要将技术发展路径置身于一个大系统中进行多纬度分析。与技术预测对技术未来发展路径"唯一性"的假设不同，技术预见已经超越了“历史决定论”，认为技术的未来发展不仅有多个可能性，而且即使要实现某种可能性也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事先的意愿、预期、选择、决策、资源配置力度、配置方式等一系列行为。

区分技术预见与技术预测的做法还有许多，其中最具直观性的区分方法就是要看研究工作者是如何组织和如何操作此类活动的，如果在他们所开展的活动过程中将技术的预测和选择等权利完全或大部分委托给科技界的“精英专家”和一部分技术专家的话，那么，这种预测和选择就不是技术预见意义上的“预测”和“选择”，而是技术预测意义上的“预测”和“选择”。虽然在世界各国进行着各式各样的“预见活动”，且大都采用“德尔菲问卷调查法”，但如果采用的仅仅是向分布在科技界和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少数技术专家发放问卷的做法的话，那么，这种“德尔菲问卷调查法”也就是“专家德尔菲法”或“技术德尔菲法”，使用这种方法对技术进行预测和选择也不是技术预见意义上的“预测”和“选择”，而是技术预测意义上的“预测”和“选择”。本书之所以很在乎技术预见与技术预测的区别，就是因为在国内还有部分学者和政府部门的科技管理者仍然将技术预见（Technology Foresight）想当然地理解为技术预测（Technology Forecast）。

从技术预见的发展历程来看，美国是技术预见的先驱者，同样也是开发技术预见方法论的先驱者，但美国后来又将其研究重心移向了技术预测，相应地，他们在使用自己在活动初期开发的两大方法论范式时，亦即在使用“探索法”（又称“能力导向”）和“规范法”（又称“目标控制”）时，也将其重心移向前者，即注重使用“探索法”，并且围绕着该范式又开发出一系列用于“趋势预测”的新方法。他们的这一做法又影响了前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倒是日本在另辟蹊境，最终将技术预见引入正轨，他们创造性开发的“德尔菲问卷调查法”，今天被人们称之为“综合德尔菲法”或“社会德尔菲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实施技术预见活动的通用方法。

从技术预见和技术预测的理论结构来看，技术预测所依赖的理论假设是万涅瓦·布什在二战结束前夕提出的并被本书作者概括的“社会契约论”；技术预见所依赖的理论假设则是“资源稀缺论”。正是基于资源是稀缺的判断，才有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提法，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有选择性地发展那些最具投资价值的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和通用技术。

以上这些解释与论述将是建构技术预见理论体系的核心环节。从世界各国从事技术预见活动的次序来看，日本在1971年首次使用大规模德尔菲问卷调查法开展的围绕着技术预测、技术选择的活动就是今天所说的“技术预见”。到目前为止，日本已经组织了7次这样的活动，他们在这一领域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可以说技术预见在这个国家的体制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它不仅对日本的科技、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其他国家也产生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在全球技术预见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英国在推动全球性技术预见活动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英国技术预见专家本·马丁在总结了日本先后成功地进行7次预见活动基础上，为“技术预见”下了相当严格的定义。在马丁等人的努力下，英国科技办公室于1993年正式启动了以“技术预见”冠名的研究课题。英国技术预见也是每5年开展一次，第1次技术预见使用了德尔菲法和专家意见法。

受日本相关活动和英国第1次技术预见项目获得成功的鼓舞，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预见浪潮在世界各国迅速扩展，正在进行的技术预测活动也逐步向技术预见过渡。英国以外的欧洲国家中，最先做出响应的是德国，他们在日本的帮助下逐步介入到技术预见活动中来，并于1990年使用德尔菲法进行了第1次技术预见，使用德尔菲法进行预见活动的还包括法国、奥地利、荷兰、爱尔兰、瑞典、西班牙、匈牙利、俄罗斯等国家。

日本以外的一些亚洲国家，如韩国、泰国，以及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也先后加入了技术预见行列。韩国于1993年使用德尔菲法进行了第1次技术预见，接着又于1999/2000年度进行了第2次技术预见。泰国于1999年发起成立了“亚太经合组织技术预见中心（APEC CTF）”，并开展了多项跨经济体的技术预见研究活动。新西兰政府则于1992年和1998年先后两次实施了技术预见工程。澳大利亚于1996年开始实施技术预见计划。上述这些国家在实施技术预见工程后均收到了显著效益。

此外，一些国际性技术预见研究中心的相关组织也层出不穷，除了前面提及的“亚太经合组织技术预见中心”外，还有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和国际科学与高技术中心（ICS）共同帮助下成立的波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技术预见组织（TF for LAC），以及在欧盟、非洲等地区开展技术预见活动的中心组织。

有关在我国开展的基于国家层面和地方政府层面的技术预见活动也开始启动，如在我国由科技部启动的国家关键技术预测和选择的技术预见活动，在台湾地区所开展的关键技术预测和选择的预见活动等，以及上海市科委、北京市科委所启动的技术预见活动等均在进行之中。

应该承认，技术预见模式及预见方法还处在不断进化之中。就总体发展趋势而言，技术预见从最初只关注技术本身发展到充分考虑技术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的互动，如在英国开展的技术预见活动中经常采用的“SWOT”分析法、“STEEP”分析法等就是这种变化趋势的具体体现。此外，超越国界、跨地区之间的联合预见也是目前技术预见模式的变动趋势。再则，在重点领域、关键技术及通用技术预测和选择过程中不断强化市场需求定位、社会需求定位、生态需求定位，以体现科学技术事业的“人文关怀”也是当今技术预见模式的变动趋势，相应的，一种不断创新方法论以不断提升技术预见品位的一些做法和实践，如在“经典德尔菲法”基础上不断创生和运用诸如“市场德尔菲法”、“社会德尔菲法”以及更高层次上的“文化德尔菲法”等也是技术预见模式在方法层面上的变动趋势。 所有这些都给国人以积极的启示，即技术预见的时代来临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融入到全球技术预见大潮中去。

国 外 技 术 预 见

技 术 预 见 在 日 本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德尔菲”法进行大规模技术预见调查的国家之一，自1971年开始由日本科技厅下属的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主持实施，每5年调查一次。因此，日本在技术预见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的组织模式、运行机制，以及相应的方法都已日趋成熟。这不仅对日本的科技、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其他国家也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在全球技术预见发展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日本将技术预见作为一种活动方式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来的。1971年，日本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技术预见调查活动，这标志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运用“德尔非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预见活动的国家。目前，日本技术预见活动有多种类型，但影响最为深远的是由日本科技厅（STA）进行的技术预见调查。

1963年，通产省的一个顾问委员会——产业结构研究委员会发表的一篇报告是日本第一份比较全面的关于产业发展的预见报告，该报告系统地预测了日本在进入高速发展之后的产业发展方向。

　　然而，在日本最早将“技术预见”作为一种方法提出的是日本科学技术经济学会。该学会成立伊始就对技术预见予以极大关注，并开创性地建立了一个由资深事业家组成的未来研究组织，以探索出一条借助于技术的可预见性和创新，使日本由一个技术进口依赖型国家转变为一个技术自主开发型国家的路子。

1969年5月出版的《未来的技术产业》（“Advance Technology Industry”）对技术预见的概念和组织方式作了积极的探索。同年8月，第一届国际性学术会议——技术预见与合作计划大会在日本成功举办。1969年12月，日本科学技术经济学会在国外参加了由该学会发起的第一次境外会议 ——技术预见与产业发展大会。

　　随着日本经济的全面振兴，寻求独立发展经济的模式将日本的技术预见推上了历史舞台。日本从一个世界发达国家的追随者迅速转变为世界经济的领袖。这一角色的转换使得日本上下都开始关注日本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即如何寻求建立一条经济独立发展之路。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科学技术经济学会中的预见专家极力提倡政府在推动国家未来技术发展中应起到积极的作用，即在技术预见的德尔菲法调查中政府应充当重要角色。与此同时，他们还向政府提出了一套适应日本本土的技术预见方法。该方法被政府推荐给日本科技厅。

日本技术预见基本原则及组织实施

　 日本科技厅是在1956年成立的，它在政府中的主要的职责有二：一是支持不同部门在一般领域内或在科技领域内进行有意义的研究与开发；二是对全国科学技术活动进行全面的计划编排与组织。它成了日本七次技术预见活动的核心组织者，同时也是技术预见方法的积极开发者。

　　他们在开发技术预见方法时主要基于以下四条著名原则：

　 （1）需求性原则：技术预见不但要考虑技术自身的发展，同时需要考虑未来经济和社会对它提出的要求。

　 （2）全面性原则：技术预见应该是覆盖所有技术领域，而不只对个别领域。

　 （3）可评价性原则：不同技术项目的重要性应该得到评估，并按其优劣依次排序。

　 （4）可预见性原则：对具体的研究与开发项目进行预测应该包含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预见性要素，二是标准化要素。预见性要素是指专家对该技术项目期望值的变化，而标准化要素是指确定该预见项目的目标以及其能够实现的时间范围。

　　这四条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日本技术预见方法的初步形成，同时，它也直接影响了在欧洲、亚洲及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开展的技术预见活动。日本第一次技术预见调查始于1970-1971年期间，涉及的范围共有5个领域，644个课题，总共回收了2482份答卷。最近的一次调查发生在2000年-2001年期间，调查范围涉及到１６个领域的1065项科学技术，发放3809份问卷，问卷回收率高达82%。

日本最为著名的技术预见出版物，确切地说，也是世界各国同类活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技术预见成果，即《日本的技术—未来30年》，是由日本科技办公室出版的系列丛书之一。该书详细总结了日本第四次技术预见的成果。

　　日本预见活动主要由日本科技厅负责组织和管理，教育与科技政策研究所（NISTEP）负责实施，并对技术预见委员会以及附属委员会进行分工。技术预见委员会和技术预见附属委员会的工作进度分为六个阶段，他们对每一阶段的任务都作了细致的规定，而且，技术预见委员会和技术预见附属委员会所各自承担的阶段性任务是相辅相成的，即技术预见委员会在某一阶段所完成的任务往往是对前阶段由技术预见附属委员会完成的任务做出评价，以及对技术预见附属委员会在下一阶段的任务做出规定。

　　日本预见工程的实施步骤大体包括：确定调查领域和技术预见委员会，设立技术预见委员会及其相关的附属委员会，确定调查表中的预见项目，确定调查表中的专家，进行调查，起草技术预见调查报告等内容，现分述之。

首要的工作就是确定调查领域和技术预见委员会成员人选。在成立技术预见委员会之前，日本教育科技部（NISTEP）的主要成员都要在认真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对技术预见调查的有关内容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其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选择将被调查的技术领域。

　　（2）确定专题总量(每一个领域专题数量) 及调查项目。

　　（3）调查安排 (机构设置)。

　　（4）挑选技术预见委员会成员。

　　自1971年以来，日本科技厅（STA）和日本教育科技部（NISTEP）已经开展了七次技术预见调查。一般而言，在五年一次的时间段中所预见的领域基本保持着相对稳定性，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不过，那些极受关注的领域在两次调查期间可能会发生较大变化。他们考虑到了这些因素的存在，因此，在进行每一次技术预见调查时都要对技术领域进行重新安排。一般而言，项目总数是决定调查工作量大小的重要指标。对被调查者而言也是这样，调查表中所列举的项目越多，被调查者的工作量就越大。近年来，他们的调查工作量（项目总数一般是1100项左右）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是很大的，可以堪称“世界之最”。

　　此外，每一个项目中所包含着诸多项调查内容，都是一些需要回答的指标，如对日本的“重要度”、“预期效果”、“实现时间”、“当前领先的国家”、“日本政府应采取的积极措施”、“日本的潜在问题”等。所有这些指标都直接关系到日本宏观科技政策的制订。

　　技术预见委员会成员是由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推荐，日本科技厅认定后成立的。该委员会的成员是其所属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成员均为日本全国各预见领域最为权威的专家。以往这些成员往往来自于日本的技术领域，到了第七次预见，又增添了社会和经济领域的专家。

　　其次就是设立技术预见委员会和相关的附属委员会。在技术预见委员会成员确定之后，新一届技术预见委员会就产生了。依照惯例，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有权任命下一级附属委员会的成员人选。产生附属委员会成员的一个重要程序就是由技术预见委员会每个成员在其所负责的领域里挑选一些出色的专家，然后提交给NISTEP（教育科技政策研究所）以及相关机构，最终人选由科技厅任命。与技术预见委员会类似，由于附属委员成员所在领域的扩展，其成员及机构也相应增加。以第七次调查为例，附属技术预见委员会的数量达到了17个，社会——经济附属委员会有3个。附属委员会成立后，其重要使命就是要确定问卷调查表的发放对象。

　　再其次就是确定调查表中的项目。当每一个附属委员会确定技术预见调查领域和调查范围，并对技术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类时，就需要为每一个领域建立起相应的实施框架（要求这一框架不致遗漏任何重要的专题），接着就要确定调查表中的项目。

　　附属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将根据技术预见委员会的要求选择技术预见项目。

　　接下来的实施程序就是确定填写问卷调查表的专家群（反馈者）。日本技术预见调查在确定填写问卷调查表专家时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首先要求尽可能多的对在相关项目或相关技术领域内拥有广博知识面的专家群体进行提名，尤其是对那些活跃在学术界、产业界及政府部门之间的那些杰出专家中进行优先提名。他们通常是活跃在相关调查领域内的“研究与开发领域”，或者是“研究管理部门”，或者是具有“相当职位”的其他部门。一般说来，最终选定的专家就其组成结构而言，来自学术界、产业界及政府部门的专家基本上会维持在1∶1∶1的比例。此外，在确定被调查者提名及最终人选时还需考虑他们的年龄结构，尽可能保证年轻专家的比例。

每一个附属技术预见委员会的主席可要求其成员推荐各自所在领域的专家。在某些情况下，附属委员会提供专家名单并不需要逐一推荐，可以由NISTEP及相关机构在后选名单上随机选择。

　　专家名单列出之后，候选专家须填写问卷调查表。一般说来，在组织问卷调查过程中，60%的专家是能够积极配合工作的。这样，每个领域的入选名单最终就被确定下来。该程序确保了日后问卷调查的高反馈率。

　　在确定了所有调查领域及调查项目之后，必须准备好（主要指调查的项目条款）每一个调查领域的问卷调查表(调查表的项目条款与附属委员会的项目条款大致相同)，接下来就是要将第一次问卷调查表送交到入选专家的手中。

　　在进行第二次问卷调查之前，那些在第一次问卷调查中不予反馈的入选专家将被排除。然后着手发放第二次问卷调查表，要求填表人回答第一次调查表中的问题。其中，有些项目的措辞已经按照第一次调查表的反馈者意见做了些修改。在他们设计的问卷中，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1.对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研究与开发专题，预测时间原则上以30年为一周期。

2.在接下来的30年内，不会发生引发社会经济巨变的全球性战争或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

3.每一个专题的实现地点应包括所有国家和所有地区，除非特别指明是“在日本本土实现”。

日本技术预见对宏观政策的影响

由于技术预见调查涉及到各领域众多一流的专家，且通过德尔菲法使这些专家在预见中就许多问题达成了共识，这种共识对于政府宏观政策的形成及开展R&D 活动将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首先从技术预见活动开展之后就日本在R&D领域的实际投资变化趋势来观察技术预见活动对宏观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日本公立和私立部门在R&D领域的投资多少是由管理与协调机构依据其R&D的投向目标来计算的，以此达到对R&D投资额度的控制，使政府能够及时跟踪全国在能源、信息情报技术及其他类行业在该领域投资的变化趋势。
　　通过对预见调查项目重要度指标进行排序，取所有项目的前30%，再根据这些项目的内容进行分类，如信息情报、生命科学、环境保护、能源等等，然后再确定每一类项目所占的比例，这一比例简称“德尔菲指数”。德尔菲指数值越大，说明与之对应的技术领域就越有必要获得优先发展。

日本技术预见对产业界的影响
目前，日本全国范围内的技术预见活动已经得到了日本产业界的普遍认同。日本国家科技政策学会曾经用问卷形式跟踪在第六次技术预见时被调查过的主要公司，这些公司被证实已经购买或使用了第六次技术预见的调查结果。
　　在429份发出的调查表中，175份表明第六次的调查结果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领域。如研究计划、研究与开发、商业计划等，其中，被应用于R&D设计和技术开发计划的约占总数的63%，被应用于商业计划起草的约占33%、被应用于R&D管理和激励技术开发计划的约占26%。
　　此外，约有60%的反馈者在使用第六次调查结果来预测某些特定领域技术的发展趋势，其余约40%的反馈者对大范围技术发展趋势颇感兴趣。就预测的时间轴而言，59%的反馈者对预测深度在5-10年的技术发展趋势感兴趣，22%的反馈者对预测深度在10年以上的技术发展趋势感兴趣，18%的反馈者对预测深度在5年之内的技术发展趋势感兴趣。
　　 至于对德尔菲问卷调查的使用效果，17%的反馈者认为非常有效,70%的反馈者认为有所帮助。这样的使用效果评估很可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尽管大多数反馈者对未来10年内的技术发展趋势颇感兴趣，但用德尔菲问卷调查的技术有80%是那些在未来10-20年期间才可能实现的技术，故此才会有70%的反馈者认为有所帮助。

日本技术预见面向科技政策

面向科技政策，服务于科技政策的制订是日本技术预见的最终归宿。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的技术预见一直在深深影响着本国科技政策的制订，其主要表现在R&D投资导向和关键技术选择，而政府也有意识地致力于将科技规划、科技政策与技术预见保持同步，以使其政策与规划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一定的预见性。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就是通过技术预见来确定其未来优先发展的技术领域，它直接左右了日本政府在该领域R&D的投资政策。如环境保护这一行业因其在第一次技术预见活动中评价较高，故而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对该领域的投资逐年上升，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其投资额达到了历史最高值。而在第二次技术预见中由于它在调查报告中获得了较低评价，其结果导致了政府在接下来的20世纪80年代对环保投资大幅度减少，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最低值。在信息情报、生命科学，以及能源等各个领域，政府对R&D的投资政策均受到技术预见的影响。

　　对具体技术而言，日本的技术预见直接影响了本国关键技术的选择。如日本科技厅“第五次技术预见报告”、“第六次技术预见报告”、“第七次技术预见报告”和经济企划厅“2010年预见的101个重大科技项目”等，对日本未来关键技术的选择做了详实的描绘，它们成了日本政府制订当前和未来科技政策的重要依据和主要内容。如将上述报告及相应的研究按其所在领域分类，其重点发展的领域为：

（1）新材料技术：常温超导材料、非线性光电子材料、强磁材料、分子功能材料、生物体功能模拟、生物体适应材料、超级耐腐蚀复合材料、新功能性精密陶瓷、新功能碳素材料、新功能非晶质材料、高纯度高精密高分子材料、新型微电子材料等；

　　（2）电子技术：超导器件、量子器件、大功率器件、新功能元件、大规模集成电路等；

　　（3）软件技术：自动综合信息、自组织数据库、超级并行处理、计算机控制系统综合软件、高级信息系统风险控制、软件协调开发、软件评价系统、人工智能软件等；

　　（4）生物技术：高功能酶和生物体物质、生物膜应用、生物体内反应高级应用技术、动植物细胞工程学、新遗传基因工程学、生化药品应用等；

　　（5）通用关键技术：原子精密控制技术、陶瓷、玻璃质、金属新生产工艺、分子精密排列控制技术、光反应工程技术等。

上述重点技术与目前日本科技政策扶持的重点是基本吻合的。

我国重点高新技术领域
技术预见与关键技术选择研究实施方案

一、开展技术预见的重要意义

技术预见是对于未来较长时期的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的系统研究，其目标是确定具有战略性的研究领域，选择对经济和社会具有最大贡献的技术群。技术预见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定国家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十五” 《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科技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加强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技术预见工作”。

1、开展技术预见是促进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措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日本影响，美、英、德等主要发达国家相继开展了技术预见或国家关键技术选择研究。与此同时，韩国、泰国、匈牙利和南非等部分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结合国情，从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出发开展技术预见工作。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积极倡导下，南美、亚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国家也在进行技术预见研究工作。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由政府组织大规模技术预见调查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日本跻身于世界经济强国之后，单一的技术引进己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为了保持世界领先的经济地位，加强自主创新，实现技术优势，从1971年开始，原日本科学技术厅开始组织实施技术预见，以后每5年进行一次，至今己公布了7次技术预见调查报告。根据1990财年美国国防授权法，美国总统办公厅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指定组建国家关键技术委员会，从1991年起开始实施国家关键技术调查，目前已公布了4个国家关键技术研究报告。美国做法和日本很不一样，而且方法也不是德尔菲调查法。1993年3月，英国贸工部在其发布的科学、工程与技术白皮书--《实现我们的潜力》中首次提出把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预见计划"。作为英国政府以科技推动经济发展的重大举措，把保证国民财富不断增长、国民生活质量日益提高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技术预见的主要目标。到目前为止，英国己完成了两轮技术预见调查工作。英国现在正在做第三轮的技术预见。

2、当代技术预见的主要特点

当代技术预见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把技术预见或关键技术选择作为政府科技管理部门一项重要职能定期开展。二是通过采取科学的方法和程序，把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专家的分散智力综合起来，从而形成战略性智力，正确把握未来技术发展趋势和挑战，寻找适合本国发展的技术和发展方向。三是从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出发分析未来科学技术，重视预见基础上的综合分析，实现从预见到选择的认识上的跨越。

没有选择的程序，也就是说只重过程不重结果，可能难以满足目前中国的决策水平或者是决策需求。所以我们的设计的方案既重视过程又注重结果。

3、我国开展技术预见的重要意义

（1）制定科技发展规划的需要，这是所有的政府部门都需要做的事情。随着科技活动规模的扩大，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经济社会对科技需求日益增加，我国科技不断接近世界前沿，对于科技发展前景和路径的意见分歧程度增加，这就需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研究，通过技术预见把握科技趋势，研究我国经济社会科技发展的需求和影响，从而对科技发展的总体发展趋势和各技术领域的发展态势，制约我国重大技术发展的关键因素提出明确意见，这样的技术预见研究需要有专门机构进行长期研究，以成为科技中长期规划的工作基础。

（2）科技计划体系决策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管理部门为了做好宏观管理工作，应当通过大规模的技术预见和关键技术选择的研究系统支持，明确发展目标，把握各个技术领域在不同时期的发展重点，集中科技投入，达到更为切实的投资效果。连续的技术预见研究可以为经常性的科技计划制定和调整提供科学、规范的调查系统基础。

（3）政府、科技界和产业界加强联系的有效桥梁。技术预见是集合各方面专家创造性思维的有效系统，是加强政府、科技界和产业界相互联系的学术性渠道。技术预见需要扩大社会参与度，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为广大技术人员和社会公众参与技术预见奠定了基础，使全方位地了解各个社会层面对未来科技与社会的关系和发展前景成为可能，从而形成充满活力的技术创新网络，为实现国家目标服务。

（4）转变政府职能的有力措施。政府的科技管理职能正在从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向宏观规划、政策、法规和指导等多功能组织与协调的方面转变，政府的科技管理更多地依靠对科技未来方向的把握，是科技工作建立在科学、规范、民主和广泛认同的基础之上。市场经济法制化条件下的政府的科技预算必须有科学研究的基础性支持，同时向社会公众提供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信息，是保证公众知情权的重要内容，也是转变政府服务职能的重要任务。

二、总体目标

以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为指导，通过对近、中期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系统研究，确定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应当优先发展的关键高技术群，为"十一五"科技规划的制定提供相应支撑，为较长时期我国高技术的发展探索方向，为社会公众提供科技发展趋势的信息，为逐步形成科学、民主的科技管理决策体系奠定基础。

三、主要任务

1、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对科技的需求分析

从我国近中期国家总体战略目标和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预见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对技术的需求，研究什么是最需要的技术，如何拥有这些技术。因此，技术预见的总体组和各领域研究组都要通过情景分析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对科技的需求以及科技发展内外部环境因素。

2、开展未来10年左右我国高技术重点领域发展趋势调查

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国家所确定的科技发展重大专项，选择若干领域开展德尔菲调查，全面分析和把握未来技术发展趋势。调查的重点是收集专家对未来适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预见性意见，如各项技术对我国的重要度，对技术可能实现时间的预期，技术的市场机遇，影响技术实现的相关因素和可能遇到的困难，发展技术的途径以及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等。对目前未曾出现过的可能的技术突破进行探索。同时，对信息、生物和新材料等重点高新技术领域发展中出现的重大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3、通过综合研究选择出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高技术群

在各领域技术预见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根据我国国情，以确定国家关键高技术群作为研究重点，精心筛选那些对经济增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至关重要的关键高新技术，为"十一五"科技规划提供依据。 通过建立和完善国家技术预见信息管理系统，扩散技术预见成果，最大限度地实现技术预见作为公共产品的社会效益。与此同时，积极探讨有效运用技术预见信息管理系统，形成民主、科学的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决策新机制。

四、技术预见领域的选择

关于技术领域的选择，我们前期做了一段的工作，从国外的技术预见领域看，主要包括材料与加工、先进制造、信息与通信、资源与能源、生命科学、医疗保健、交通运输、农业、海洋地球和空间、服务等。作为一个国家全方位进行技术预见，我们建议我国的技术预见应该包括八个领域，它们是：信息、通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新材料、资源与环境、能源、先进制造、能源交通运输与城市建设。我们做的是专家调查，专家进行选择比较集中的方面，我们做一些归纳最后形成的八个领域。但是在实际的讨论过程中，最后确定的是信息与通讯、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还有新材料这三个领域，实际上也是很大的。理由是这样的，通讯技术领域，当时调查的结果是各个领域的专家，对信息和通讯技术领域优先性评分最高，建议作为首选领域。具体内容他们是这样分析的，二十一世纪信息通讯技术是国际科技经济竞争最重要的领域，通过发展信息技术，实现国民经济信息化，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从交通、娱乐、交流等基本方式。信息通讯可以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对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该领域也是我国近10年来和未来重点发展的领域，具备一定的发展基础和潜力，可在部分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

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能够从分子或原子水平上揭开生物构造和遗传的秘密，对促进人口与健康、农业高新技术、生态环境、食品和化学工业等领域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21世纪，生命科学将可能发展成为新一轮自然科学革命的中心。预计未来二三十年内，人类认识自身和生命起源与演化的知识将产生革命性的进步，脑与科学的进展将进一步揭示人类思维智慧的本质，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巨大作用。生物技术在DNA重组、细胞培养和DNA芯片等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成果，培育出了新的生物技术产业。该领域市场潜力突出，有望成为继信息通信产业以后高技术产业新的生长点。我国在该领域与国际差距相对其它领域而言较小，将对我国的医疗、制药、农业和环保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材料科学已从对成份、结构、性能关系的研究演变为对材料的成份、制备、结构、加工、性能等的综合系统研究，其显著特点是材料科学与材料技术密不可分。21世纪材料科学与技术发展的核心问题是新型先进材料的发现和发展，开发高性能、低成本、环境友好的材料。21世纪材料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功能化、复合化、智能化特征，最活跃的将是信息功能材料、纳米材料、高性能陶瓷、生物材料、复合材料等。具有高比强度、高比刚度、耐高温高压、耐腐耐蚀等极端条件的结构材料、智能材料等也将进一步受到重视而获得新的发展。该领域由于具备广泛的应用性，对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调整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

五、组织形式

1、 技术预见研究总体组及其职能

由科技部发展计划司组织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等相关单位和有关知名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及各领域研究组组长组成。总体组的职能大体上是进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分析，确定技术预见领域，组建领域研究组；建立德尔菲评价指标体系，确定调查问卷的设计标准，问卷调查以及分析处理程序，编写技术预见调查工作方案，对领域研究进行方法培训，具体参与各领域开展预见调查的工作。调查数据处理，统计分析；组织、协调各领域组的研究工作，及时沟通阶段性研究成果，审查、调查各个领域的问卷报告，建立和维护技术预见的信息管理系统；组织和开展技术预见的国际交流，促进国际合作。

2、重点高技术领域研究组

重点高技术领域研究组由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管理人员和来自企业的有关专家组成。主要负责本领域的技术预见调查和关键技术选择工作。信息通信主要合作伙伴是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命科学技术主要合作伙伴是科技部中国生物工程开发中心和中国医学科学院。新材料合作伙伴是中国材料研究学会。

3、重点高技术领域专家网络

由来自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的知名专家和国外著名专家组成，每个领域约150～200人左右。

注重专家结构的合理性，不仅要选择技术领域的专家，还要选择企业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管理人员；来自企业的技术开发和管理人员比例不应低于30％；

要考虑专家年龄、性别、所在的部门、地区等因素，45岁以下年青专家比例要达到30％以上。

六、课题研究总体时间安排

拟定于2002.7～2003.12进行，分三个阶段：

1、前期工作（2002年7～12月） 建立技术预见组织体系和咨询专家系统网络，完成各领域德尔菲（Delphi）调查问卷的设计。

2、实施调查（2003年1～7月） 组织各领域开展技术预见调查，完成各领域技术预见报告。同时总体组完成分析框架，在这个过程中做好监督、检查以及数据处理等方面的工作。

3、综合分析（2003年8～12月） 综合集成各领域研究结果，开展关键技术选择，结合"十一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开展重点专项技术研究，撰写总体研究报告。当然在这里我们觉得应该有社会公众的适当参与，比如说通过网站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做。因为现在如像英国，包括在电视台、电视里宣传技术预见的东西，同时也有网站，可以向他们宣传。我们也准备采取一些方式。同时有一个高层专家的咨询会。

上海开展技术预见的实践与思考

技术预见按地域范围可以区分为宏观层次的国家或跨国、国际性技术预见，中观层次的区域或区域群技术预见，微观层次的园区或产业群技术预见；按涉及领域层次可以分为综合性的技术预见，专业或行业性技术预见以及企业或专题型技术预见等；按照预见深度可以区分为长期（20～30年）、中期（7～15年）和短期（3～5年）技术预见三种；按照发展层次可以区分为第一代技术预见（只考虑技术内在推动力的技术预测），第二代技术预见（加入了对市场因素的关注），第三代技术预见（将整个社会纳入了考察范围）。目前上海开展的技术预见属中观层次，以科技主管部门为主导，科技供给为主、兼顾社会与市场需求，短期技术预测和中期技术预见同时进行。

一、上海开展技术预见的基础条件及特点

　　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之一，上海科技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明显。但是，上海的科技发展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与有些兄弟省市相比，也存在不少差距。高科技产业要成为上海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和第一增长点，并最终带动上海融入全国科技、经济发展的大潮，还需要经过艰苦的努力。通过技术预见研究，可以为上海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战略计划和年度科技发展指南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有利于制定我市有明确导向的技术政策，将我市所拥有的有限度的科技资源以最有效的方式集中使用于某些领域，使其在技术政策的导向下发挥出最大效用。

（一）科技基础

　　至2001年末，全市有科学院院士84人，工程院院士62人；2001年，全市用于研究与发展（R＆D）经费支出88.5亿元，比上年增长15.3%，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1.78%。“一区”是指上海高新技术园区；“六园”，即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张江高科技园区、上海大学科技园区、中国纺织国际科技产业城、金桥现代科技园、嘉定民营科技密集区。

上海近年来科技进步状况

科技跨越发展的需要：加快面向市场的科技教育发展，着力构建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综合创新体系。到2005年，全社会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2.2-2.5%。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5%，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外贸出口比重达到25%，技术交易额达到200亿元。每十万人年专利授权数达到60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全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重有明显提高。

（二）经济基础

2001年达到3.74万元。按当年汇率折算，全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500美元，成为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外各省级地区之首，相当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的水平。

　　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 到2005年按2000年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300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4000元左右。预计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15000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7100元。

（三）社会基础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的测算结果来看，2001年，上海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892，超过了联合国确定的高人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地区）0.80的标准线。期望寿命等反映居民健康水平的主要指标均达到了最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上海的城镇人口比重最高。

　　社会持续进步的需要：到2005年，市民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5%左右，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9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4年。中青年的外语普及程度和应用能力显著提高。市区居民年人均服务性消费占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达到25%左右。市民思想道德水平有新的提高，具有良好的精神风貌。环保投入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3%以上，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超过7平方米，市区绿化覆盖率达到28-30%。城镇居民住房人均使用面积达到18-20平方米。

（四）综合实力

　　调整优化上海经济结构，不断提高城市的信息化、市场化、法治化水平，发挥国际大都市的综合优势，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努力把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之一。

　　提升国际竞争的需要： 到2005年，入驻上海的国外金融机构、跨国公司中国营运中心总数进一步增加，成为全国的资本运作中心和资金营运中心。各类中介服务机构大幅增加，国内外来沪科技和管理人才、留学归国人员数量大幅度增加。

（五）政府管理

　　政府在入世对于经济的直接管制力相对减弱之后，在鼓励市场赢利部门参与科技发展的同时，对科技管理要注意效率与公平的整合，避免演变成简单商业化的模式；在传统的公共管理之外，要研究和开发非政府非赢利的机制，加强它们对公共事务管理的介入能力与程度。

　　公共政策和服务的需要：基本建立既富有效率又高度负责的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健全完善职责对称、自我约束的政府分层管理机制。人民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作用进一步加强，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基本形成。市、区县和乡镇（街道）政府基本实现网上政务。

二、上海开展技术预见的具体实践

　　上海市政府早在五年前提出了“科教兴市”战略。1999年11月，市委、市政府在全市技术创新大会上提出要加强科技创新，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体系，并明确了四项任务：培育创新源泉、塑造创新主体、培养创新人才、优化创新环境等。目的是通过大力依靠科技创新，创造出用过去同等的消耗获得高几倍的经济效益，带动长江经济带起飞，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最近五年，上海市实施了约1000个重大创新攻关项目，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目前已达到51%，首次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首要推动力。技术预见工作在上海的开展，是上海科技把握全球技术预见大趋势，适应科技经济竞争新特点，从更大的范围，更远的将来对科技工作进行研究与部署，主动应对挑战的重要举措。对于正确把握新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上海科技发展战略和策略，促进上海真正融入世界科技、经济潮流具有重大的意义。标志着上海市未来科技发展领域的确定、科技资源的组织和调控、政府科研经费的安排会朝着更科学、更合理、更实用、更经济的方向发展。

（一）项目背景

　　上海技术预见计划于2001年1月正式启动，由上海市科委领导，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具体承担，先后聘请了132位技术预见专家，主要围绕八大领域开展工作。希望通过技术预见更好地把握好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与上海科技未来发展形势的关系，上海科技发展与上海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及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系，10～20年的长期发展目标与2～5年的近期发展项目选择的关系，技术可行性与经济合理性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最优先项目与一般优先项目之间的关系等。目的是认识上海在全国率先实现现代化对科技工作的“需求拉动”，上海科技不断突破发展的“能力推动”，当前世界新科技革命孕育的重大“技术机遇”，我国加入WTO以后带来的国际“压力和动力”，以及上海具有的人才、资本、产业、体制及改革开放等方面的综合“竞争优势”，从更高的层次、更广的范围、更远的将来对上海科技进行战略部署，真正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发展原则，坚持走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发展道路，把握“三势（国际科技趋势、地方科技优势、城市未来发展态势）、两点（科技制高点、经济增长点）、一权”（知识产权），促进两个“融入”（融入全国、融入世界），从而推动上海尽快成为国际技术创新中心城市，实现上海科技跨越式发展战略目标。

（二）目标定位

上海技术预见的总体目标是：立足上海科技、经济与社会的长远发展，跟踪、分析与评价国内外技术发展前沿，选择那些能够为上海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最大化贡献的关键技术和通用技术，为“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制定年度科技指南提供参考依据。在总体目标指导下，形成五大分目标：

1.培养规划队伍。通过技术预见，造就一支既能洞悉科技发展趋势，又能提出宏观思路的规划队伍，为上海市的科技决策提供技术咨询。

2.组建研究中心。通过技术预见课题的研究，力争形成一个有一定影响力的技术预见研究中心。

3.探索技术预见方法。积极借鉴国外和国际技术预见研究机构开展技术预见活动的成功经验，结合上海特点，探索并形成自己的技术预见方法。

4.确定重点研究领域，提交关键技术和通用技术“菜单”，主要为上海市科委的相关决策提供依据。

5.出版学术论文与专著。

（三）工作思路

　　主要是要在具体工作中，注意把握好国内外科技发展趋势与上海科技未来发展形势的关系，上海科技发展与上海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及率先在全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系，根据国际趋势、地区优势、产业态势来分析世界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和上海的竞争形势。工作上以“五个服务”为目标，即：服务于中长期计划的制定；服务于科技计划的优化实施；服务于年度计划项目的选择；服务于结构改革和科技管理体制创新；服务于战略专家和预见队伍的培养。提出了“五个结合”：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国外的预见经验与上海实际相结合；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相结合；工作和研究相结合；政府支持和社会参与相结合。

（四）领域的确定

　　围绕与信息技术、生物制药、先进材料、先进制造与自动化、环境保护、现代农业、能源、交通等八大领域，分短期、中期、长期三个时间段展开。特别注重上海科技在本领域的竞争力评价，对差距、实力、潜力及发展需求和未来动向的分析（从成果、专利、经费、人员等方面进行定量分析）。根据上海科技在国内外竞争中的位置，强调以发展的、辩证的眼光对上海科技资源的优势与劣势进行全局性、长期性地系统分析，既包括技术因素，也包括经济社会因素，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在可预见与不可预见之间、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之间、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研究之间、技术推动与市场拉动、长期发展目标与近期发展项目选择、技术可行性与经济合理性及社会可持续发展、最优先项目与一般优先项目之间寻求平衡，最终确定上海科技发展的重点方向。

（五）组织结构与队伍的构成

从服务于课题组工作的132位技术预见专家（其中2001年52位，2002年80位）的身份构成来看，大约可以分位四种类型：基础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市场开发型和市场运作型。由于身份的差异，专家在工作时无论就趋势预测、SWOT分析，还是就对策性建议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其中，基础研究型的专家很难对产业动态、需求趋势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市场运作型的专家（来自产业界）正相反，他们对逼近基础研究的科技发展趋势则很难做出令人满意的评判，即使中间类型的专家在进行趋势分析、动态跟踪和项目建议时也各有侧重。因此，用一种固定标准来规范和评价专家报告是行不通的。为此，我们在编辑整理的专家报告时应本着“区别对待”这一原则行事。

（六）具体的步骤与原则方法

上海在开展技术预见活动过程中采取了循序渐进方式，研究过程实际上是若干个项目组内部、项目组之间以及总课题组与海内外一些技术预见研究机构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的过程。具体分为四个阶段：搜索筛选阶段、系统评价阶段、综合反馈阶段以及决策咨询阶段。每一阶段的工作重点有所不同，但有相互交叉、重叠，以相互支持。原则是坚持研究工作与管理工作相结合，强调实现技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系统整合。方法上主要是德尔菲调查、专家访谈以及讨论会组织方法的综合运用，重视SWOT（强势与弱势、机会与威胁）分析和STEEP分析（社会、科技、环境、经济、政治）。目前已经就大规模展开“综合德尔菲问卷调查”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德尔菲问卷”的设计，尤其是相关指标的设置正在筹划之中。上海实施的技术预见工程通过2－3年的努力将逐步走向体制化，换句话说，今后的技术预见活动将成为上海市政府部门常年要开展的工作。有关具体项目的选择以及选择标准、选择过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充实与完善。

三、上海开展技术预见的阶段成果及思考

2002年8月，《上海科技重点领域技术预见工作研究》课题组经过一年半的共同努力，完成了预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上海技术预见报告》。报告包括一个总体报告和信息技术、生命健康、材料机电、社会发展四个专题报告及项目建议清单一份。总体报告是各分领域报告专家意见和建议的综合概括。19个专题报告包括现代通信、计算机网络、智能信息处理、后基因组时代生物学、药物学、生物工程、新型药物制剂、光科技、纳米材料、先进制造与自动化、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现代农业、能源新技术等分领域或专题，反应了相关专家小组的意见和建议。项目建议清单包括2003年度项目建议130项。四个分课题组又分别完成了本领域的专家报告集，共收录专家报告75篇。此外，课题组已经在《中国软科学》、《科技导报》、《自然辩证法研究》等国内核心刊物上率先发表了有关技术预见理论、方法与实践的学术论文10篇，在《世界科学》开辟了技术预见栏目，出版了《全球技术预见大趋势》（2002年10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此外还定期出版《技术预见通讯》（共编辑发行40多期），并在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网站和上海科技网站(http://www.stcsm.gov.cn)建立了技术预见主页。

　　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先后举办各种形式的技术预见讲座、论坛10多期，扩大了社会影响，产生了示范效应。值得关注的是，2002年12月19-20日，由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和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由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文汇报》协办的首届“全国技术预见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将必然促使基于技术预见的技术发展战略研究更加深入，进而在在全社会培育一种关注未来的预见文化。

　　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上海科技界深刻认识到“全国领先水平”已不具备很大的竞争优势；在关键领域，必须有世界级的科研机构、世界级的科研领军人物、世界级的核心技术，才能在国际科技舞台上争得一席之地。因而提出上海不仅要当国内知识先锋，更要做世界创新源泉，使科学技术成为上海发展“火车头”，不断增强上海综合竞争力。上海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不同发展阶段，集中力量办好几件大事是实现上海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条件。上海市科委提出未来5年科技发展目标是努力成为国家重要的知识生产中心与高技术产业化基地，到2007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跃升至60％，比现在提高近10个百分点。

　　上海以技术预见为基础的科技战略相应的有四个“着眼于”，即：（1）着眼于突破制约上海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技术瓶颈”，加强科技发展的纵深部署，积极抢占若干优势领域和比较优势领域的科技制高点，提升上海科技原始性创新能力；（2）着眼于优化上海产业结构和构筑产业竞争优势，加强主导产业的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和新兴产业的技术储备，大力促进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加快发展科技服务业，增强上海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3）着眼于促进上海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改善市民生活质量，加强环保、能源、医疗卫生、城市安全和农业等领域的技术开发，广泛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提高上海科技对社会发展的支撑力；（4）着眼于顺应科技经济全球化，不断优化上海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政策和文化环境，强化上海科技融入世界的亲和力。

　　上海市技术预见工作运作2年来取得了一些进展，积累了一些经验，我们课题组认为，技术预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前瞻与优化，对选择我们的科技发展战略可以有前瞻性，进而根据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优化选择领域。二是衔接与协作，通过技术预见研究，能把科技界、经济界、社会科学界联合起来，提高我们整个城市的创新体系效率。三是可以整合和集成，包括官产学研的联合，优势集成。四是预警与评估，科学技术是双刃剑，怎么避免科学技术的负面影响，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等等，都对管理有相当大的作用。五是沟通与协商，有更多的公众、专家参与，有助于社会各界更多地理解科技、支持科技，更民主、更科学地决策，塑造未来。

　　我们认识到，要适应时代发展对科技战略的需求，开展技术预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创新体系行为主体间的协调问题。关键是建立健全地区创新体系，怎么形成一个上下衔接、左右联系的创新网络，不但是科技系统的科技资源，更要把科技、经济、社会整个大的创新网融合进来。要完善创新体系内外的协调机制，重点是要解决政府各管理部门之间以及各创新主体之间的协调，关键是协调机制的建设与合作意愿的提升。

（2）规划体系中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结合的问题。把握战略规划的制定与计划实施的关系，立足长远规划，着眼阶段实施；建立规划计划的长效机制，形成相对稳定的规划编制队伍，优化规划过程控制。

（3）技术预见中决策与参与问题。政府决策部门要明确技术预见的基本理念，在科技规划和政策中充分发挥内脑和外脑的作用；技术专家参与技术预见要注重战略观念与宏观思考；提高公众科学素养，营造关注未来的创新文化。

（4）技术预见过程中理论联系实践的问题。加强和支持对技术预见理论的研究；推进技术预见的方法在全国和地区规划制定中的应用；构筑全国性的技术预见理论与实践的工作平台；加强国际技术预见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四、结语

　　科技创新已经成为21世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经济竞争日益激烈。随着新技术、新领域的发展，科技发展的结构还将会有更大的调整。面对严峻挑战与巨大机遇，中国要充分估量科技发展给人类未来发展带来的全面深刻的影响，立足新的战略起点，即立足于经济全球化以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基础之上，根据未来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新要求，认真开展技术预见等前瞻性工作，研究确定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指导方针、总体目标、战略重点和政策措施，全面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现代化战略第三步宏伟目标做出贡献。

事实上，规范性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比技术性建议重要得多。江泽民同志对上海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为新世纪的上海发展指明了方向。陈良宇同志表示上海将以新的思路谋求发展，以新的突破促进改革，以新的局面扩大开放，以新的举措推动各项工作上新台阶。在具体实践中，要积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经济、社会资源，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抓住机遇、用好机遇；坚持发展、加快发展。按照“站高一步、看远一步、想深一步”和“看清楚、想明白、有准备”的要求，围绕上海总体发展目标，抓紧对事关上海发展的关键性、全局性问题进行细化研究，力争突破制约上海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探索实现上海跨越式发展的新思路、新方法、新手段，始终争取上海在全国的发展中“脱开一步、领先一步”。上海技术预正是上海科技界对“四新”的回应，不仅能为选择上海科技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争取在重点问题上有所突破，更能为继续构建和完善上海科技创新体系服务。上海的科技发展将紧紧围绕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这条主线，在创新源泉建设上聚焦“科技原创力”，在创新主体建设上突出“核心竞争力”，在创新人才建设上注重“持续创新力”，在创新环境建设上发挥“引导推动力”。

技术预见与上海市环境科技的发展

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给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在治理环境污染的过程中，由于国内环境技术和设备水平较低，较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已在所难免。环境技术贸易巨大的潜力，将使中国成为世界各国环保企业关注的热点。为了避免那种其他行业在技术进口过程中曾经普遍出现的重引进、轻吸收的倾向，我市需要重视技术预见工作，研究环境科技预见与一般技术预见的异同，认真审视现有的与环境技术引进有关的法律政策和措施，总结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环境技术项目，力求加强并完善环境技术引进的法律规章制定和推动我市环境科技的产业化。

一、技术预见与环境科技预见的形成模式

所谓"技术预见"，即对未来较长时期内的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其目标是要确定具有战略性的研究领域，以及选择对经济和社会利益具有最大贡献的通用技术。在环境技术方面，由于环境保护（公益性、外部性）和环境技术自身的特点（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促使企业不去选择市场、选择技术，而是被动地等待国家计划和国家投资；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接触世界环保产业市场，也不能有效地了解世界环保技术的发展水平，无法进行充分的比较。过多计划经济的办法使得环境技术的推广应用更多地表现为政府行为，相关企业处于较为被动和从属的地位。直接的结果是存在大量的重复引进，引进后不注重消化吸收，耗费了大量的外汇，效果却不理想。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利于明确环境技术引进失误的法律责任。只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才能使得责任比较明确。当企业需要环境技术和设备的时候，政府应该确保他们能够通过市场和市场机制来进行最有效的选择。

由于环境政策会创造新的市场，因此环境技术市场对政府政策有很强的依赖性。环境科技的开发及成果推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产业结构的调整、环境标准的制订和严格的执法。最大的和技术最为先进的公司都产生在拥有严格环境立法的国家。迫使公司去获取环境技术的其他动力则是对企业良好声誉的追求，这不仅仅是做给公众看，也是在雇员、用户、上司和投资者面前树立形象。环境技术行业拥有其战略意义，一方面是由于其本身的增长势头，另一方面是因为它正在成为在其他各行业中竞争与发展的先决条件。除了本国严格的环境立法之外，研究与开发也是一个有竞争力的环保企业所必需的重要因素。OECD国家政府现有研究基金的2%被投向环境方面的研究，瑞典2.5%，丹麦3%，荷兰3.8%和德国3.4%。

为了解决环境问题，人类需要超越现代技术，寻求一种新的技术体系，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绿色技术应运而生。所谓绿色技术，是指能减少污染、降低消耗、治理污染或改善生态的技术体系。有关保护环境、改造生态的知识、能力或物质手段等绿色技术要素结合在一起，相互作用，构成现实的绿色技术。来源于地方实践或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经验的环境科技预见在特定区域适用时，必须进行可行性研究，投入产出分析及经济技术评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进行多方案的比较，优化决策。可持续发展强调行政区的开放，提倡管理的公开性、民主性和公众参与，强调科学评价和阶段性、层级性，并注重通盘考虑和用动态的眼光审视环境与发展问题。利用自然科学的反馈原理及补偿机制，可以为综合决策服务。

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要求是保护资源和环境，使之得以永续利用。环境保护论起源于社会经济活动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许多矛盾中。人类生态系统由于它的复杂性以及内在的许多矛盾，外在的紧张状态，其结果出现了许多环境问题；预见系统主要是解决矛盾的一种决策机构，形成许多预见意见作为行动的指南，以及指导补偿行动，利用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决策机构来帮助解决矛盾；补偿系统由政府的许多集团或分散的机构组成，在指导人类生态系统行动的实际工作中，预见成果的效益决定于补偿系统。在预见成果运行中生态问题是主要的焦点，因为环保工作只是一个过程，目的在于环境绩效（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对于已经形成的环境科技预见，仍需不断地进行动态评价，不断地总结新的经验，以便在更高的起点上来形成适应新形势的环境科技预见。回顾评价则可产生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将其再反应到预见系统中去制定新的环境科技预见。从这一模式可以看出形成环境科技预见的支配因素有三类：辩证的因素起源于环境-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作用；规范因素与预见系统的运作有关；实际因素影响着补偿系统的作用，决定了预见成果最终执行的权威性和效益。

二、当前亟待解决的环境科技问题

我国和上海市的环境质量与发达国家有30年差距。我们不仅要解决发达国家早已解决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处理、湖泊严重退化、赤潮等源于有机物和氮磷污染的宏观环境问题，而且也面临着发达国家正在解决的气候变化、臭氧层耗损、淡水资源枯竭、水土流失等问题，任务十分艰巨。作为国际大都市，上海市应该在环境保护方面左出自己的贡献。全球环境问题实际上是由许多区域性环境问题组成的。上海市环境治理好了，对区域环境和世界环境的改善也是重要贡献。针对上海市的实际情况，下面就今后若干年内上海市急需解决的环境问题简述如下：

1.在对待以泡沫塑料制品为主源头的"白色污染"问题上，还是采取"回收利用为主，缩源禁弃跟上，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推出替代物"的策略较为合理。尽快建立起一整套适应市场经济的制度，以利于对废泡沫塑料进行回收、再生、利用，让它及早进入循环经济链。加强废塑料的回收，不仅将大大减少"白色污染"的源头，而且可以充分发掘现有资源的再生能力。在经过严谨的实验和切实的论证之前，轻言"白色替代"，有可能转移治理"白色污染"的注意力，甚至带来新的"杂色污染"。从技术、经济和资源利用的层面上进行科学论证，经过民主的程序，选准正确的方向，制定完整而操作性较强的法律规章，才是整治"白色污染"的科学路线。

2.研究污染物排放最小量化和资源化技术，实施以清洁生产技术和废弃物资源化技术为核心的科技行动。引导和鼓励企业全面提高工业污染防治的能力，实现环境污染由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控制的转变。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发展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是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呈现出的两大新态势。上海必须紧紧跟踪这一新的动向，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用信息技术和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我市经济和社会真正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大力实施"退二进三"政策，把工业从城市搬迁到外围的工业区去，把城市从传统的工业中心转变为商贸、信息、科技、服务业中心；积极发展小城镇，建设起基础设施完善、结构和布局合理的小城镇。按照生态城市的目标和规划原则修编和实施城市总体规划；应当注意解决好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供水、排水、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设施运营方面存在的体制、收费、管理等方面的问题。

3.促进全球环境技术共享。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当在有关环保技术和设备引进方面，向发达国家企业提供更为良好的投资环境和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投资方式多样化、利润汇出自由化等等；同时对于国际合作项目中的有关技术含量和技术水平，人员培训和技术国产化等方面应制定更为严格的规定，确保发达国家企业在通过国际合作项目获得商业利润的同时，也把相应的先进技术转移给了发展中国家。对于环境技术贸易的谈判过程及签订合同、后续管理过程，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由于技术贸易的复杂性、长期性及风险性，行业主管部门首先应作好计划及分析（自我分析、可获得性分析及技术性分析）、寻找更多的技术来源、全面评估技术来源、指导培训洽谈人员、对签订的正式合同加强管理。同时，应注意简化法定程序（管理上错综复杂的文牍主义往往会扼杀有希望的技术贸易）。

4.环境材料的开发与研究。环境材料是一类能改善生态条件、治理环境污染、净化和修复环境的材料，集可持续发展、资源再生利用、清洁生产等于一体，将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重要支撑。它在传统材料的基础上加上一种环境协调性，如可降解性、环境相容性。环境材料包括：环境工程材料、绿色包装材料、环境建筑材料、环境降解材料、环境净化材料、环境修复材料、环境替代材料等。国家的高科技发展计划中，环境材料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包括生态建材、固沙植被材料、生物医药材料、环境协调性工艺等。开发环境相容性的新材料及其制品，并对现有材料进行环境协调性改进，是环境材料研究的主要内容。其研究体现了多学科的前沿交叉，其主要任务是开发高性能、低能耗、低污染的新材料，并对现有的材料进行环境协调性的改性。

三、进一步加强环境技术政策研究

环境科技的产业化不同于一般科技的产业化，资金匮乏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政府应为环境科技的普及发展提供空间。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协同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对引进项目实行预审查制度，不仅可以避免重复引进，而且有利于促进环保技术的创新和技术的产业化。要继续开展现代环境管理制度的研究，进一步完善我市环境监督管理体系。

1.完善、补充、修改地方环境法律法规，如垃圾收费条例、环境卫生企业管理办法、医院垃圾管理办法、黄浦江和苏州河管理条例等。在制定这些法律法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依靠科技进步，全面提高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科学综合决策能力。建立现代环境管理模式，实行政府与企业的职能分开。实现管理现代化和科学化。研究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环境政策。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研究建立重大发展政策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众参与制度、环境信息公示制度、污染控制的自愿协议制度、环境风险管理制度，研究"三同时"制度改革，环境管理机构建设和人力资源配置，完善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环境管理制度所需的理论、方法、政策。

2.加快环境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优化环境科技队伍结构和格局，调整学科领域，对现有的科研机构进行重组和整合，明确行业协会及科研院所的地位及职能，深化科研机构人事制度改革，初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环境科技事业发展规律的环境科技体系。形成完善的环境保护科技投入机制，建成一支结构优化、运行良好的环境科技队伍。建立多层次、多元化、产业化、市场化的环境技术开发体系和技术咨询体系。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为环保产业协会改善行业管理的效能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促进环保产业与环保科研之间的良性互动，形成产、学、研一体化。要结合科研体制改革对环保科研院所的发展方向、任务进行调整，使之尽快适应环保产业发展的需要。

3.开展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包括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核算理论和方法，可持续消费政策和绿色消费模式，环境资源和能源的价格机制，环境税收与收费机制，环境保护的投融资机制，排污交易和环境保险政策等。对环保产业而言，环境法律、法规的首要作用在于培育环保产业市场、决定环保产业市场的发展的方向。环保产业要以环境技术为基础，同时，环境技术又要通过环保产业来应用于环境保护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创新。法规标准的制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环境技术贸易的规模和层次；严格的执法使得企业不可避免地要更多地考虑环境污染的治理问题，尽可能以最经济的方法购买技术和设备。

4.政府作为环境法规、政策及标准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优惠政策（如减免关税或实行低关税政策、政府补贴等）引导环保产业的发展；应当积极引导企业进入市场进行技术贸易，并为环境技术的引进、开发与创新的提供明确的技术导向。不断探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环保产业的技术经济政策。只有在技术上不断创新并领先、不断推进技术产业化的企业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5.重视环境与贸易的关系问题研究，迎接我国"入世"后的机遇和挑战。环境壁垒种类繁多，有绿色关税和市场准入、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志、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等，其核心都是以保护环境为由而限制贸易。虽然解决环境壁垒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变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但在现有体制下，上海市必须加强研究国际环境公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以及国外环境标准、标志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条约和协定对环境的特殊要求，研究主要贸易对象国与国际组织的环境政策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主要污染行业及自然资源产业发展的影响，提出我市应对国际环境与贸易公约应采取的对策。环境壁垒涉及环保--贸易--发展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几种关系会牵涉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问题，牵涉到贸易规则与环境协议的法律协调问题，从这两方面入手，着手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建立新型的全球伙伴关系；协调贸易规则和环境协议，使得在全球范围之内既能保持较高水准的环保水平，同时又尽可能地保障贸易自由。